大家名师论著选介

第2期

陈启修：《财政学总论》

论著介绍

陈启修的《财政学总论》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本财政学教科书，多次印行，并为众多大学列为教科书，在当时的中国有较大影响力。陈启修《财政学总论》同时吸纳英语财政学和欧陆财政学的成果，视野相当开阔。这是一部体现了当时中国财政学发展水平的著作，值得一读。

与中国财政现实较好结合

一部好的财政学基础教科书应该做到理论与现实有机结合。陈启修的《财政学总论》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在当时的中国，财政学教学有直接用英文教材的，有直接用编译教本的，但这么做的教学效果有限。财政学教学是在中国进行，如果教科书不能充分吸收中国财政现实，那么教学肯定与现实脱节，教学效果也不可能太好。从全书的各个部分来看，无论是财务行政秩序论，还是公共经费论、公共收入论、收支适合论，还是地方财政论，无一不结合中国现实进行阐述。无疑，这是一部本土化特色明显的教科书。

结构安排考虑中国现实

《财政学总论》的结构安排特色明显。现代财政学通常分为经费论、收入论、收支适合论和财务行政论，但立论顺序及对于四者之着墨的轻重，则各有不同。有先论支出的，也有先论收入的；重视民权的法国学者，大抵注重财务行政秩序，而深通经济学的英德学者，则无不注重收入论。《财政学总论》受日德财政学影响较大，但是，在结构上选择了财务行政论先述的做法。理由是，“中国财政之困竭，由于其形式的内容之不良者，或反较由于其实质的不良者为多”。又因财政监督制度，“本非国人所习惯”，故从输入财政思想及救治不良财政两方面来说，都应该先讲述形式的财政学。而公共经费论排在公共收入论之前，是因为财政活动是量出制入的。这也说明《财政学总论》是一部在结构安排上考虑中国现实较多的著作。

多种方法综合运用

“科学的”财政学自然要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财政学包括理论及其应用两方面，并用演绎法和归纳法。财政学原理通常离不开归纳法。财政史和财政统计为此归纳材料，财政史为文字材料，财政统计为数字材料。财政学原则，通常也必须用演绎法。财政本来是公共团体的行为，所以，在运用上，除财政学原理外，还采用其他凡以公共的行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等研究所得的原理；在具体应用时，必然用到演绎法。总之，历史的、统计的、比较研究方法都在《财政学总论》中得到了充分的综合运用，体现了财政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内在要求。在那个计量经济学尚未兴起的年代，《财政学总论》能有这样的科学分析，已经实属不易。

大量数据支持

《财政学总论》提供了大量数据，不仅仅有中国的，还有其他众多国家的。在那个数据生产和传播还极为传统的年代，政府数据或不足，或不公开，或传播途径受限，总之，财政数据的收集难度很大。《财政学总论》的数据来源较为复杂，就体现了这一点。这虽有缺憾，但那些不太完整的数据，权威性或有待进一步论证的数据，还是给财政理论提供了较有力的支撑。“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不仅仅史学界如此，财政学界也不例外。

强调公共经费论的重要性

公共支出理论（即公共经费论）是现代财政学中较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在陈启修撰写财政学的年代，公共支出理论的重要性尚未被充分认识。特别是在英语财政学界，传统财政学的重点更侧重公共收入。兼收并蓄的陈启修认识到公共经费论的重要性。他将公共经费论在财政学上的地位与消费论在经济学上的地位相提并论，指出公共经费论虽非最重要的部分，但始终不失为重要的部分之一。理由是，财政学上其他部分的研究如收入论等，是因为公共支出而存在的。他列举了公共经费论值得重视的六个理由：第一，经费用途的决定必须根据经费理论上所发现的原则。公共财政本来就是量出制入，且支出效果往往是无形的，经费易流于浮滥之弊，欲救其弊，只有采用政治的补救法，使一切经费受预算制度约束。约束如何进行取决于相关原则的发现。第二，公共团体职分方针的决定，必须依靠公共经费论所得的材料。公共职分决定时，不能不兼顾所用经费的经验事实，这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研究所不能知悉的。公共经费的历史和统计的材料，公共经费论不可忽视。第三，收入计划须视经费种类如何而后定。第四，收入的选择“须视经费性质而异”。经费使用之后产生收入的，等于生产的投资之经费；不产生收入的，等于不生产的投资之经费。前者以公债等信用手段取得收入为宜；后者除急剧不可避之时外，须以普通租税等收入满足，而不能靠公债，以免未来债台高筑。第五，负担轻重须依经费效果而定。财政学要实现收入论完整的日标，就不可不深究公共经费论。第六，财政之良否须视经费之能否节约或活用以为断。

私经济收入得到充分阐述

公共部门的私经济收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私经济收入，是公共团体以私法人之资格对于其他经济主体行平等的经济行为而获得的收入。从纯理来看，行政的公有财产或行政的公营企业收入称为准私经济的收入更为稳妥，但实际上，以财政目的为主的公有产业及以行政的目的为主的公有产业，往往视其时其地之情形而有变迁，难以确定界限，所以，准私经济的收入的名称，以乎也没多大实用性。官公产业利弊的思想，可分为三说：第一是公有产业有利说；第二是公有产业有害说；第三是利害折中说。《财政学总论》指出第三说较好，但何种产业应归公共团体经营，理论上应有一定界限。书中特别指出，公共产业经营的弊端，如从事者不热心、监督之流于形式及会计检查之困难等导致：事业发展迟缓；公营产业增加，官权随之而增；经营不善致贩卖价格特别增高，发生国民经济损失。

公共财产利用收入包括土地利用收入、森林收入及动产收入。关于森林收入的论述与当今社会的环保理念不谋而合。《财政学总论》认为，公共团体经营森林的原因似不在财政，而在一般经济需要；由国民经济一般的公益观察，由于治水、卫生、养鱼等关系，国内不可不有一定的森林面积。森林公有公营一般经济理由最大，接着才是财政。这多少有点生态环保观的意味在其中。

关于公营事业收入，《财政学总论》指出，公共团体可作地主或资本家取得公产利用收入，也可作为企业家获得公营事业之收入。书中注意到，当时此种事业收入有取代租税收入之势。书中提到，近世工商企业，以大规模组织为获利条件，资本愈大则获利愈多，按此，国家公业资本最大，故最有利，地方公业资本次大，故次有利。民间股份组织之事业，资本甚属微小，最不利。但组织规模大，独占的弊端越明显。公共企业有不同类型，有专以收入为主的，有专以公益为主的，有兼以收益及公益为主的。

《财政学总论》结合当时的情况，指出商事企业最不适于为公共营业，银行业和彩票业属于特殊例外。但《财政学总论》也注意到银行业公营的理由，往往被学者反对。理由有很多。例如，这类企业难以独立于国家财政，往往因财政便利而牺牲市场要求。彩票从性质上是一种赌博，不宜由公共团体经营，但仍有由国家经营彩票业的。与其徒有禁止虚名，不如让国家公然独占。国家经营彩票，实际上只是为了获得巨额收入。文化企业收入是公共团体经营文化事业时所获的私经济的收入，通常为公共储蓄银行业和公共保险业。        

强调财政原则（税收原则）

《财政学总论》认为，财政运用原则的确定要注意趋利避害。财政对于私经济害多而利少，对于国民经济则利害参半，对于世界经济则利害尚不彰著。财政内容包括实质的（即经济的）和形式的（即行政的）两方面。实质内容同为收支，但变动较大，原因包括文化状况、社会状况、政治组织、经济状况、公共团体之外的条件（地形、人口、气候）。现代国家对社会有正义要求，国际经济竞争激烈，国政范围扩大，经费膨胀趋势，庶民思想坚强，公营事业盛行。相应地，现代财政原则应包括：第一，运用财政时不可忘其与社会的道义之关系。财政只是于段，而不是日的。第二，财政运用应与国民经济原则调和。第三，财政运用当守经济主义。第四，财政运用当立一定的计划。第五，财政运用应采公开的于段。第六，财政当使特别的机关依特别的法规监督之。

由财政原则所衍生的公共经费原则、税收原则等，无一不体现了财政行为的内在约束机制。这一点与外在的公开监督相映成趣，也让财政的现代化有了另一种依据。

多种观点兼容并蓄

 教科书多强调成型知识。但是，对于大学教科书来说，这不见得合适。特别是，某些知识的争论可能无休止，且很难取得共识。最好的做法就是给出各种代表性意见，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评判。这么做不会让作者的武断替代读者的独立思考，相反，给读者留出了更多的思索空间。

《财政学总论》多种观点兼容并蓄，相关事例不胜枚举，如：国家目的的争论；公共经费有害说与有益说；公有有利说、有害说与利害折衷说；直接税与间接税的不同看法；中央国家与地方自治团体区别的七种学说；等等。这有利于当时的财政学教学，而且对财政专业知识的传播来说，这种处理方式的好处更是显而易见。陈启修写作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大变动的年代。青季以来，财政改制，变动频繁。中国财政制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是西式财政制度的移植过程。移植难免出现排斥效应。是国情因素所致，还是未准确把握制度精髓？这都有赖于知识存量的积累。不同观点的传播，对于知识的接受者来说，多了选择项，也多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财政学无疑要反映财政现实的变动。在变动频繁的时代，最好的处理方法莫过于罗列各种可能，以供选择。对于教科书来说，政策选择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但这种思维习惯的养成将随着学生学业的完成，产生持续的影响力。

（前文摘录编辑自杨志勇所著“为什么要阅读这部近百年前撰写的财政学教材——陈启修《财政学总论》介绍与评价”，该文载于商务印书馆2015年出版的《财政学总论》（陈启修）书中）

作者简介

陈豹隐先生（1886.10.03—1960.09.09），原名陈启修，四川省中江县人，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13年就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在读一年级的时候，翻译了日本小林丑三郎著的《财政学提要》，由上海科学会编译部（即商务印书馆的前身）于1914年出版发行。先生是中文版《资本论》最早译者（1930年）。在财政学领域先生著有《财政学总论》（初版1924年）、《地方财政学》（1922年）、《战时财政新论》（陈豹隐等著，1941年）。

1919年秋，受蔡元培聘请先生任法商学院教授兼政治系系主任，1920年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1925年参与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历任广州黄埔军校教官与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国立中山大学法科科务主席兼经济学系主任、武汉《中央日报》总编辑等。1947年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1952年底调任四川财经学院（今西南财经大学）临时院务工作委员会教务组组长，1956年被评为经济学一级教授，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名经济学一级教授之一。先生还相继担任四川省政协常委、民革四川省委常委、全国政协常委。